近日四川成都的学者査常平、建筑师刘家琨、作家魏明伦等人发出倡议，提出四川省应以汶川县、北川县、都江堰为主实施“5·12汶川大地震遗产保护计划”，建设一个“世界最大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群址”。
建议保留大地震遗址
发起人之一査常平介绍，他们的计划整合了之前人们提出的修建地震博物馆、纪念碑的提议，主张在地震核心区保护和修建六大遗址、三座纪念场所、三个中心、两个历史博物馆、一座志愿者空间公园，形成菱形的自然-人文景观带，“一个世界最大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群址”。
为此他们主张保留5·12大地震的汶川遗址、北川遗址等（应当包括城市地震标本、乡村地震标本、自然地震标本三大部分）；在遇难同胞最多的汶川、北川、绵竹修建三座纪念场所；在震区不同地点建设中国汶川地震文化研究中心、5·12绵竹地震文献中心、5·12都江堰艺术中心、北川中国地震历史博物馆、汶川人类自然灾害历史博物馆、5·12德阳志愿者空间公园等。由于这是一个庞大的维护和建筑计划，因此他们期望政府能够拨款，加上社会各界的捐助来完成。
建议成立相应的学术委员会
査常平说，他们一起提出这个倡议的人中不仅包括魏明伦、朱成、邓乐等作家、学者、艺术家，也包括建筑师刘家琨、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魏学峰、资深旅游规划专家杨振之、张昌余等专家教授，主要是有感于一些县市虽然也有建设博物馆等等计划，但各行其是，没有从全局看这个问题，“其次是有些地方正在清理震区，但是没有意识到有些地方是不应该清理的，应该原样保存，这样才有遗产价值”。
但记者指出其中可能牵涉到搜救和居民个人发掘遗失物品等事情，他认为这需要有计划地进行，“分辨哪些是应该清理的，哪些是不应该清理的”。为能有效推进此事，他们呼吁四川省应该尽早让各方面专家和官员组成“5·12汶川大地震遗产保护计划”学术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该计划。
链接：我们为什么需要地震博物馆？
5月29日，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在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正执笔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呼吁筹备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思和为后人提供警醒。
冯骥才原文：
从未来着眼，要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
面对大地震，当前最要紧的事是抢救生命和救助灾民，然而从未来着眼，要想到建立汶川的地震博物馆。
汶川大地震无疑是百年来罕见的大自然灾难。建立一座博物馆首先是要见证这一灾害的巨大破坏力。见证这一悲剧的事实。无论在地震学、地质学、建筑学还是科学的抗震救灾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将见证当代中国人面对这一特大灾难表现出的特有的气质与崇高境界。它将坚实而鲜明地记忆着中国人勇敢、坚韧、博爱、团结和神圣的生命情感。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伟大的精神创造。博物馆能将其珍藏，使其发扬。
世界上有一些非常著名的灾难博物馆，永远记载着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人祸方面如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灾难博物馆、二战留下的奥斯威辛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等；天灾方面的如意大利的庞贝遗址博物馆和唐山抗震纪念馆等。灾难博物馆不是展览痛苦，而是记忆着人类的命运及其表现出的生命的顽强与人性精神。它使人们认识自己，保持清醒，从中自警，或自我激励。
我想汶川地震博物馆应建在地震原址上；在结构方面主要应包括三部分：一是留下一块能够经典地显示灾难强度的废墟；二是一座式样独特的博物馆；三是抗震救灾纪念碑和遇难者人名墙。
大量典型的地震与救灾的见证应陈放在博物馆中。无论是实物还是音像。比如：一座震毁的小学校受难学生成堆的书包，那位把遗言留做短信的母亲的手机，大大小小写着失踪亲人姓名的纸板，遇难者名单，砸垮的汽车，压断了的担架，挖掘器械与生命探测仪，总书记在余震中讲话的录像，总理穿过的橙色的救生坎肩和向群众喊话的话筒，伞兵的伞，血迹斑斑的迷彩服，各地救援物资与各国救援队，野战医院的标示牌，航拍的地貌图，来自世界为灾区手写的捐款单，以及无以数计的震撼人心的照片与录像等等。
在整个大地震和救灾过程，一切不能遗忘的实物与资料，都将在博物馆构成永远的可视和可感的历史。历史，不仅是站在今天看过去，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今天的一页终要翻过去，但我们要把今天的真实的情感与精神高度传到下一代。这便是建立博物馆的目的。
我之所以现在提出要考虑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是希望有关方面(比如文博界)现在就要动脑子想一想应该怎么做，并开始收集具有见证意义的细节。许多珍贵的见证物往往认识不到就会丢弃。有些事办起来要有先有后，有些事必需及时地去做。如果事后才想到，从博物馆角度看，无比充实的现实就会因为缺失细节而变得有限与空洞。
我想，将来的汶川地震博物馆一定会为我们的后代永远地留下这个黑暗又光彩的今天；它将成为中国人心中一份沉甸甸的继往开来的精神遗产。
